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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汤灭夏这么大功绩, 为何甲骨文没记载? 考古揭示夏朝本不叫夏

发布日期:2022-04-07 20:32    点击次数:202

商汤灭夏,是所有传世文献中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,不仅如此,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年来的考古发现,也完全证实在商朝之前,的确存在一个文化面貌不同于商文化的青铜文明政权,这就是以崇山南北为中心的二里头遗址。

按照史书记载的脉络,商之前的朝代叫做夏(或夏朝),既然考古已经发现了二里头,那么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有着广域王权特征的政权就是夏朝。

但问题在于,二里头考古数十年来并没有发现自证文字,所有关于“商朝前的朝代叫夏”的说法,最早都来自于周朝。这也是考古工作者仍以“二里头”而非“夏都斟鄩”称呼它的原因。

自称和他称,区别在哪呢?

举个例子,我们都知道三国是魏、蜀、吴,但其实三国时期是没有“蜀”这个国家的,当时正统的叫法是汉,只是西晋建立后,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出于正统需要,用“蜀”这个郡名来贬称刘备所建立的大汉,唯有如此,才能表明魏承袭自汉(东汉),而晋又承袭自魏的合法性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比如周人称呼商朝既有“商”这个叫法,也有根据都城所在的殷而称其为“殷(衣)”的叫法,这就会给后世造成错觉,认为盘庚迁殷以后,商朝的国号是“殷商”共用,但实际上,商朝人只会自称商,而不会自称殷或殷商。

所以,商朝之前存在一个朝代,但这个朝代到底叫什么,目前还没有100%的证据确信它一定叫夏。

那么作为继任者的商朝,总应该知道被自己取而代之的朝代到底应该叫什么吧?

《尚书》曾提到“惟殷先人,有册有典”,这说明商朝是官修史书的,可惜目前还没有发现。不过,由于商朝有着浓郁的占卜和祭祀传统,所以,幸运的是另一套记录系统—甲骨卜辞流传了下来。

从1899年甲骨文被首次发现到如今,已出土和收集的甲骨片约15—16万片,约4500字,内容涵盖商王世系、祭祀、战争、农业、手工业、渔猎、教育、周边方国等内容。

但奇怪的是,甲骨文中却并没有提到过夏朝。值得一提的是,甲骨文中是有“夏”这个字的,但字义却和政权、方国、甚至族群无关,意指人在烈日之下。

那么为什么甲骨文不记载夏朝呢?

目前的解释大概有三种:第一种认为甲骨文目前只释读出1000多个,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破译;第二种解释认为甲骨文只是商王占卜和祭祀用的,并不是记录历史事件的史书,没有提到夏朝很正常;第三种解释认为殷墟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以后殷商中晚期的载体,距离夏朝灭亡已经过去数百年,完全没有必要时时提到一个已经消亡很久的政权。

甲骨卜辞虽然只是一种祭祀文字,但我们要知道,商朝人是极度崇拜祖先甚至将祖先奉为神灵的群体,所以甲骨卜辞中会屡屡出现成汤和伊尹等先君重臣名号。

也正因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几乎记录了所有的商王名讳,并且与《史记》等传世史书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,从而从考古学角度印证了殷商王朝的存在,彻底否定了疑古派所谓“商朝是虚构出来”的言论。

不仅如此,甲骨文中对商王朝开国君主汤的称谓有:成、汤、唐、大乙、天乙多种,而且祭祀规格颇高,这说明,即使是到了商朝中晚期,对于远祖汤依然有着频繁的祭祀。

让人疑惑的是,甲骨文中只能看出有个叫汤的商王地位极高,但至于他具体做了什么,却没有记录。按照史书记载,商汤是推动商从邦国向王朝变革的关键人物,与上甲、主癸这些先君相比,商汤的最大功绩显然是灭掉夏朝。

既然如此,那为何甲骨文里体现不出来任何的汤灭夏的记录呢?难道真的是上文提到的三种解释,甲骨文只是占卜和祭祀用的,没有必要提到与夏朝和夏人有关的任何记录吗?

显然并非如此,因为在陕西岐山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甲骨卜辞中,除了周的事迹外,还提到了汤、太甲、文丁等商朝君主的名号,而且在述及商王时,皆称“衣(殷)王”、“商王”,这不仅说明周原甲骨的确是出自周人之手,而且也表明本朝卜辞中提到前朝的事迹十分正常。

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疑问,为什么甲骨文里没有提到夏朝呢?

一系列的考古发现,为我们揭开了谜团。

首先是出土的春秋青铜器《叔夷钟》上发现了下面这样一段记载:“隙成唐,又严在帝所,溥受天命,删伐夏司,败厥灵师,以少臣惟辅,咸有九州,处禹之堵。”更早的《诗经·商颂》则说:“昔有成汤……曰商是常……天命多辟,设都于禹之绩”。

这说明,虽然西周以后对商朝前面的朝代称“夏”,但这个叫法并不固定,也常会用“禹”来指代这个政权。换言之,“夏”可能真的只是周人的叫法,在此之前,对“夏朝”的叫法有多种。

其次是甲骨文的印证。甲骨文中曾频繁记录殷商中晚期的历代君主在祭祀一个叫“西邑”的地方,但甲骨文中却没有出现“东邑”“南邑”,结合上下文可知,“西邑”与此时的商朝并无任何往来,但却被商王奉为神灵,担心它作祟为害。

显然,西邑恐怕绝非是一个单纯的地名,而是有着指代祖先神灵的意思。此后,清华大学收录了一批出土的战国竹简,经释读发现记载伊尹事迹的《尹诰》《尹至》篇中有如下记载: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”,“汤往征弗附……自西翦西邑,戡其有夏”。

“夏”和“西邑”的相关联表明,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,区别在于,商朝的称呼是“西邑”,而战国时加入了“夏”字,改称“西邑夏”。

这种叫法并非孤证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陶寺遗址曾出土朱书扁壶,上写“文邑”二字。

事实上,考古发掘显示,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—公元前1520年,也就是相当于夏朝中晚期,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,即禹、启为首的夏朝中前期阶段的200年左右时间里,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,战乱频仍,考古学上看不到此时存在一个跨地域文化传播的广域政权。

这意味着,夏朝作为新石器时代向国家文明过渡的承前启后式政权,仍然带有浓郁的氏族邦国遗存,它的礼制、政权建设甚至标准的国号称谓,都需要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和完善。

所以,夏朝这个称谓其实是自周朝才有的,夏朝人的自称并非夏,而更可能是“大邑”、“文邑”或“禹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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